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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称呼他是一位训练有素的、著作等身的学者，也叫他比较政治学家、人类学家，赞美他是世界级的人文社科学者。他呢，实则是并未经过人类学训练的政治学家。他多年来不看专业期刊，不写论文。他用手写字，用橡皮擦，每句话至少要写两遍草稿，“我尽了很大努力使它成为我一见就喜欢的样子”。他读小说、读诗歌，据他所说，有段时间每天都要花两个小时来阅读它们。读者偶尔能在他的笔下见到巴尔扎克、乔治·艾略特或其他某位经典作家的小说句段。艺术乎？科学乎？他游走在艺术与科学之间，于“曲径通幽”处鞭辟入里。人们对他有赞美，也有质疑。他本人则在这条路上渐渐成为现代学术的“异族人”。好在他的读者——人类学的、政治学的、社会学的，还有历史学的、文学的——用阅读这个实际行动为他作了辩护。
若干年前，我的大学邮箱曾收到一封健康信息公报，里面有一篇关于营养的简短文章。它说，过去15年的科学研究发现了大量人类健康所必需的营养物质。这很在理。然后文章给出了一个在我看来颇有创见的判断。“我们可以预期，在今后15年的时间里，人们还会发现很多眼下大家一无所知的重要新营养物质。”大致是这个意思。文章接着说：“故而，我们现在能给大家的最好建议，就是请尽自己所能保证饮食的多样化，从而把目前尚不为人知的营养物质纳入我们的菜单。”这一建议的前提正是未来不可测。我不认为我在二三十年前写的书，能预测当下读者尤其是年轻读者的阅读偏好，以及他们关心的问题。假如有那么一点，是我的荣幸。
答：是我寄给他十五六页的批评意见。波普金1979年写他的《理性的农民》的时候，他把手稿寄给了我，我寄给他这些批评意见。他根据我说的对手稿进行了修改，然后寄回了第二版。我开始读它，用四页纸写下了我的批评意见，然后就问自己：“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基本上是对我的书的攻击，它将继续攻击我的著作。我为什么要让它变得更好？”于是我撕了那四页纸，给波普金写了封信，说：“山姆，你得靠自己了，我不会帮你磨剑来劈我的。”
问：接着刚才你说的。被误解大概是所有学者都无法避免的吧？比如你1985年的《弱者的武器》，你在东南亚马来半岛的一个村庄做实地调查的作品。它让你名声大振，似乎也让你备受争议。我曾经读这本书写了读书笔记《日常抗争与中国研究》（《读书》2015年第5期），在搜集材料时发现，原来，这么多人否定你的“弱者的武器”“日常抗争形式”。如果你说的偷懒、开小差、取绰号等方式也是一种表达不满的方式，那么还有什么形式不是“武器”？如果这些形式是隐藏的文本，是未被识别的，那么这些概念又是如何产生的？他们可能忽视了你的珊瑚礁比喻（将日常抵抗形式比喻为珊瑚礁）。
我当初想研究阶级关系。讽刺的是，没有去到一个革命正在酝酿的地方，反而去了一个基本上什么也没发生的村庄。有一些技术变革正在发生，例如联合收割机的引进。但总的来说，没有发生什么其他事情，至少表面上没有。我终于发现，在这个村庄平静的表面下，存在着各式各样抵抗“霸权”的隐蔽形式，例如开小差、拖拖拉拉。这些形式很重要，因为它们确实会摧毁大型上层结构。例如，我们都知道的，美国南部山区白人开小差对美国内战的结果产生了重要影响。我要说的是，这种未引人注意的抵抗形式是后期抗争的原材料（raw material），它在抵抗者之间建立了团结。
问：你说的这段话让我想起阿尔伯特·O.赫希曼1971年在《对希望的偏见》一书中对结构主义的批评，“与社会学家相比，关注事件（event-minded）的历史学家不太可能宣称，鉴于这样或那样的结构条件，结果是注定的。”对赫希曼来说，“强调人类行为的多样性和创造性‘无序’”也令学者兴奋。以赫希曼命名的阿尔伯特·O.赫希曼奖，在2020年授予了你，赞扬你广泛而卓越的跨学科研究。他们在颁奖词里还提到了你1998年的《国家的视角》。除了跨学科研究，对政策意料之外结果的态度（包容）也是你们的共同之处吗？
让我们把事情讲得再简单一点。我们其实都有一种自然的冲动，往往把自己的行为或者人生讲述得连贯且自圆其说——哪怕是那些完全没有条理的行为或者人生——在回溯之际给一些或许非常偶然的事情添上理应如此的色彩。让-保罗·萨特假想过一个例子：一个男人不知道是应该留在家里照看自己生病的母亲，还是应该走上前线保卫国家。他拿不定主意。假设他留下了，萨特写道，那个人第二天就有了能说服自己和其他人他该留下来的理由，比如他是那种更在乎卧病的亲人的人。他已经做出了行为，必须找一种说法来解释它，但是该说法并不能真正解释他为什么那样做了。
1936年，我在新泽西州的贝弗利（Beverly）出生，那是特拉华河畔的一个工业小镇。我父亲是镇上的医生。他在46岁时突然死于中风，那时我9岁。我父亲在西弗吉尼亚长大并接受教育，是一位狂热的人和罗斯福总统的支持者。罗斯福去世那天，我感冒了在家待着。我先从收音机里听到这个消息，然后告诉了母亲，母亲又告诉了父亲。他的诊室在我家大房子的另一边。他立即关了诊室，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他和他的朋友们一直在悲痛中哭泣。
我很早就被印上了“”的党派烙印，当然，这是一种纪念我已故父亲的方式。在莫尔斯敦友人学校，我是班里唯一的人。孩子们都来自富裕家庭，而且都是共和党人。老师们都是人或社会主义者，相当欢喜我的政治立场，这一点我没有忘记，他们鼓励了我。友人学校让我接触到了比在任何其他类型的学校都要广泛得多的经历，尤其是通过周末和在费城与华盛顿为期一周的实习营。我们参观了监狱、居民点、码头工人会议、精神病院，与贫民窟的家庭一起修理房屋，还在冷战最巅峰时期参观了苏联大使馆。总之，我遇到了很多人，他们有勇气从百人群中挺身而出，成为其中的少数派，因此我也变得远没有那么狭隘。
这仍然意味着，同行评审期刊的整套生意对外部世界没有任何影响，那只不过是一台为人们取得终身教职而设计的鲁布·戈德堡机械（Rube Goldberg machine）罢了，布鲁斯·拉塞特经营的《冲突解决学报》（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就是一个例子。没人读那些东西。它自成小圈子，贡献者们互相抚慰。但是，在参引期刊上发表文章仍然控制着人们的终身教职，即使这些文章只有少数人在引用参考。
好吧，你可能会问为什么会“走投无路”。我在威廉姆斯学院学的是经济学，当时正在写关于二战期间德国战时动员的高级荣誉论文。德国人在战争初期并没有两班倒或三班倒，尽管他们有足够的人力来完成这些轮班。没有人指出过这一点，我也不确定今天是否有人知道。但我从来没有深入研究过，因为那年秋天我就坠入爱河了。有一位伟大的教授，埃米尔·德普雷，年底他叫我到他的办公室，看看我做了什么。我试图糊弄过去，但他看穿了我。他对我说：“滚出去！你没有跟着我写荣誉论文，你什么也没做……滚出去！”嗯，我是有野心的，所以我仍然想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我一个接一个地去找所有其他经济学教授，看看是否有人愿意收下我。
答：我并未受过人类学家的训练。过去，人类学家F.G.贝利曾经给首次做人类学实地调查的新手开设讲座，我学习并且遵守了他的方法。他的忠告是有用的，比如他建议既要用眼睛也要用耳朵，尽可能仔细地记录下每件事，因为你不知道以后可能会发现什么是相干的、重要的。他还建议，要有一套单独的笔记本，记录实地调查者在理解材料方面的思考。我也这样做了。在写《弱者的武器》（虽然前面提了这本书，但是我还是得说，它耗费了我极大的心力）时，我还发现最重要的信息来自村里的真实事件和纠纷，而不是来自我的半结构化访谈本身。
前不久，我在《政治科学年评》（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2024年的一辑写了篇学术自述。在其中谈及民族志的方法论。如果你想知道你的研究对象为什么做他们所做的某件事——毕竟这是包括政治学在内的诸多社会科学都要求讨论的——那么，去问问他们认为自己在做什么，是有必要的，也是有意义的。他们回答的未必真实，也未必愿意讲出真实想法，还可能他们自己也不一定清楚，何况我们还有误读他们回答的可能。但是这个步骤仍是需要的。如果不去问，而是自以为是地认为我们通过观察或其他方法就能知道他们在做什么，这不过是背着他们偷偷做研究。任何有关人们行为及其理由的解释，都不该缺少“他们认为自己在做什么”，否则称不上是在做社会科学研究。
问：2021年，历史学家托德·霍姆斯为你制作了一部纪录片，《在他自己的领域：詹姆斯·C. 斯科特的生活和事业》（In A Field All His Own: The Life and Career of James C. Scott），用了将近30个小时的口述素材。这部片子追溯了你的整个知识历程，从你在新泽西的童年到每一部突破性作品，比如《农民的道义经济学》《弱者的武器》《国家的视角》，以及耄耋之年写的《作茧自缚》。当作品串联起来，当人们去理解你对民间秩序、对被遗忘或被忽视的人类生活组织形式的讲述，可能会把你归为“无政府主义者”这一类学者。实际上这已经是许多学者和读者对你的看法。你认同吗？
答：我习惯用手写字，用橡皮擦。每句话至少要写两遍草稿，因为我不喜欢以后再去修改。我尽了很大努力使它成为我一见就喜欢的样子，这包括找到一种恰当的讲述和表达方式。我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特别优秀的写作者。但我在文法学校有很棒的老师，他们告诉我每句话都要以不同的言语小品开头。如果你以主语开头，下一个就用动名词开头，下一个再用从句开头，以此类推。他们教我改变句子结构，写短句。这里我要提到乔治·奥威尔的文章《政治与英语》，告诉你如何把文章写得清晰。
答：让我再提一句《马来西亚的政治意识形态》（1968），我实在不愿意再提它。这本书脱胎于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对于我在耶鲁的导师们（鲍勃·莱恩、约瑟夫·拉帕隆帕拉、罗伯特·蒂尔曼、卡尔·朗德）来说，这本书非常成功。这本书也帮我在威斯康星大学找到了第一份工作。在1970年前后，我在《美国政治科学评论》上发表了两篇文章。这些都是朝着终身教职的标准去的。但是，我意识到它们尤其是博士学位论文实际上缩小了我的视野，让我比之前更蠢了，直到我决定进行一些更广泛的阅读。社会科学学者可千万别自以为自己的学科能完整回答某个你在研究的问题，这种局限无助于我们的思考，假如把视野放宽至历史、诗歌、小说、民间通俗文化以及其他所有书写的、未被书写的方面，你会有意外的收获。当然，如果是把这些文字作为一种文章装饰，只为了让文章好看点，就背道而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