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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位作家的生辰，除生于1947年的斯特法诺·本尼，都在1931年到1940年的区间。因此，他们生命力与创造力最旺盛的年岁集中在1960到1980年代，比如对于斯特法诺·本尼来说就是意大利的铅色年代（Anni di Piombo）。由于迭代更快的现实对人的击穿，他们看似继承了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文学实验的遗产，其实是另择新路。若进行概括，最重要的特点是，走向公共。其中之一就是，他们对世界与本土的核心事态的关怀。而巧合的是，他们中的玛丽亚·特蕾莎·奥尔塔、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埃德蒙·怀特、斯特法诺·本尼、汤姆·斯托帕德——正好半数——都曾长期或终身从事新闻业。而同时或随后发生的是，他们给予被忽视、被边缘、被压迫的群体以彻底的关怀，这在另外半数也是如此。
在今年逝世的作家们中，有个显著的现象：文学向电影、电视剧的转化。阿索尔·富加德编剧的《黑帮暴徒》获第78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汤姆·斯托帕德编剧的《莎翁情史》获第71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和最佳原创剧本等。此外，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恩古吉·瓦·提安哥、埃德蒙·怀特、斯特法诺·本尼、S. L. 拜拉帕，以及弗雷德里克·福赛斯（Frederick Forsyth）、路易斯·费尔南多·维里希莫（Luis Fernando Verissimo）、英瓦尔·安比约恩森（Ingvar Ambjørnsen）、大卫·洛奇、普拉富拉·罗伊（Prafulla Roy）等都曾有多部作品被改编电影或电视剧。也许无需将电影行业、电视行业视为区别于文学的文化；我有另一个猜想，文化之所以如此汇集，是因为社会整体的匮乏，以至于文化各部门需要强化彼此间的关联与互通，形成文化共生，才可以长久地生长下去。
他们的中文译介情况差异甚大。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已有数种个人丛书，其次要经典也多有译介，他的译介发生于1980年代的世界文学热潮，但重要拓展发生于2000年前后。恩古吉·瓦·提安哥也有一种个人丛书，他的译介发生于1960年代。汤姆·斯托帕德、阿索尔·富加德已有一到数本重要著作的译介。埃德蒙·怀特、斯特法诺·本尼已有非核心经典的译介。其余四位，玛丽亚·特蕾莎·奥尔塔、弗兰凯蒂安、索那拉·易卜拉欣、S. L. 拜拉帕几乎无人知晓。而达格·索尔斯塔、伊凡·克里玛、约翰·凯里，受到既有的学院、出版社注目的作家，在某种意义上替代了他们。
），一经出版即引发国内外的关注。《新葡萄牙书信》以《葡萄牙修女的书信》为模本，创造性书写了现代女性所沉积的渴望和挫折。正如玛丽亚·特蕾莎·奥尔塔所说，“真正的恶俗，是几个世纪强加给女性的沉默。”三玛利亚和她们的作品曾一度被污蔑为“沙文主义歇斯底里”。玛丽亚·特蕾莎·奥尔塔曾任与葡萄牙电影俱乐部运动中的主力ABC电影俱乐部负责人，《首都报》记者。她在1970、1980年代任《女性》杂志主编期间，访问过西蒙娜·德·波伏娃、玛格丽特·杜拉斯等作家。她的诗歌、小说虽缺乏足够多的公共关注，但像诗集《我自身的女主人》（
）——Dézafi是克里奥尔语，对应法语词Défi，意为挑战——是第一部完全的法语系克里奥尔语的小说，弗兰凯蒂安也被称作海地文学之父。2021年，弗兰凯蒂安获法语国家大奖。1988年，弗兰凯蒂安在短暂的莱斯利·F·马尼加总统政府中曾担任文化事务国务秘书一职，亦有人泛称为文化部长。1960年代末，弗兰凯蒂安和让-克洛德·菲尼奥莱与勒内・菲洛克泰同发起了“螺旋主义运动”（mouvement spiraliste），以回应法国新小说的浪潮，以及詹姆斯·乔伊斯的经典。弗兰凯蒂安追忆，螺旋的称谓受启发于恩格斯常用的“螺旋”一词，后者受惠于黑格尔的“圆圈式运动”等说法。
），是阿索尔·富加德第一部重要剧作，该作于1961年在约翰内斯堡首演，并于1963年在伦敦新艺术剧院即现伦敦艺术剧院演出；在当时，阿索尔·富加德也会出演，1970年代起逐渐淡出。大约从1961年起，阿索尔·富加德在摸索中促成了日后的灵蛇剧团，成员除他之外还有清洁工、邮局职员等，多为黑人，尤以科萨人为主。灵蛇剧团是个去中心化的社区组织，阿索尔·富加德认为自己是在倾听别人讲故事。1970年代中后期开始，他的足迹不再限于南非，并开始和各地的剧团合作。《“马斯特·哈罗德”……和两个伙计》（
不妨以事件回顾这位难以概括的文化典范：1950年代初，塞萨尔·莫罗曾教授他法语，前者的反叛者与世界主义者想象对后者是个预示。1962年，《城市与狗》获塞伊克斯·巴拉尔出版社主持的简明丛书奖，某种程度上标志着拉丁美洲文学大爆炸的开始。1960年代，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和胡利奥·科塔萨尔、卡洛斯·富恩特斯、吉列尔莫·卡夫雷拉·因凡特经常在巴黎寓所举办派对，为文学大爆炸确定了多种实体实践和机制，直到1971年“帕迪利亚事件”导致的关系破裂。1960年代末起，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在多所大学进行短期或长期客座授课，在写作讲义期间，他的文学理念的框架和实质逐渐完成。1976年，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在墨西哥一家电影院外，当众挥拳击倒了加西亚·马尔克斯，两人决裂至死，此前两人相好互助，他的博士论文的主题便是加西亚·马尔克斯。
1970年代末，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担任国际笔会主席，其间举办的1979年贝尔格莱德大会，维护了对苏联不同政见的作家们的立场。1980年代末、2000年代初，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先后为读者俱乐部策划了两部世界文学经典丛书，白银图书馆、欧洲现代大师1990年，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作为中右翼候选人竞选秘鲁总统，惜败于阿尔韦托·藤森，但这只是他参政的一个小亮点而已。1997年出版的《给青年小说家的信》（
,I Will Marry When I Want），这是第一部现代吉库尤语戏剧。恩古吉·瓦·提安哥因此被当局关押在最高戒备监狱，长达一年。此后，恩古吉·瓦·提安哥放弃英语，转向用基库尤语写作，并持续结合本土的“口传文学”。“帝国主义用来对抗这种集体反抗所使用的、且每日都在释放的最强大武器，便是文化炸弹。文化炸弹的作用，是摧毁一个民族对自身姓名、语言、环境、斗争传统、团结精神以及对自身能力的信念，并最终摧毁他们对自我的认同。”恩古吉·瓦·提安哥在1981年出版的《去殖民化心灵》（
不妨从他热爱的绯闻中回顾他的一生：1962年，拒绝了哈佛大学的中国研究方向哲学博士项目；1969年，在石墙旅馆亲历石墙骚乱，多年后他称之为达达主义的闹剧；1983年借古根海姆奖学金移居巴黎居住后，米歇尔·福柯曾多次邀请他共进晚餐。对我来说，最大的绯闻是，他似乎没有绯闻。我们可以在他的一则文学信念中找到理由，作为部分以回忆录和身份认同流传的作家，他却认为自我是种幻想，不存在所谓的身份，因为每个人都有独属的神韵。
“人们往往倾向于谈论某种柏拉图式的小说，仿佛所有作者都在力图创作出同一种小说——那是一本超越时代、超越历史、超越任何特定文化传统的理想之书，一个永恒、漂浮且完美无瑕的范式。”对乔丹·埃尔格拉布利说，“与之相对的观点，也是我所持的立场，即每个人的内心都潜藏着写出一部与众不同的小说的可能性。如果你身为人师，这一点至关重要：你要么拥有一种规范性的小说观，竭力让所有作家都屈从于你对伟大小说的定义；要么拥有一种多元化的小说观，认为每个人都应当写出一部独一无二的作品。”然而，埃德蒙·怀特最喜欢的作家是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一个柏拉图式作家。
,The Committee）、《扎特》（Dhāt,Zaat）、《潜行》（Al-Talassus,Stealth）。“文学只分两种：真实的文学与虚假的文学。真实的文学并非受政治宣传所驱动[……]。真实的文学赋予人的生活以及个体最本真的愿望以表达。[……]要成为一名真正的作家，必须对社会、历史与未来拥有全局性的构想；而这种愿景，对于活生生的现实及其局限性，必然带有一种批判性与抵抗性的姿态。”索那拉·易卜拉欣在一次访谈中表示。
）中的“瓶塞犀牛”（Tampicoceronte）、“豹熊”（Pantorso）。但与一般意义上的文体再造和话语反讽不同，斯特法诺·本尼的文法和修辞相当自然、轻盈，甚至于纯真。《时跃》讲述了大山里的孩子时跃，历经政权变革、河流消退、消费转型等。时跃早早地体会了这一切，因为神明提早赐给了他一块“幻象时钟”（Orobilogio），包含了176个始源时、90个末世时和36个混沌的传奇时。“那，幻象时钟长什么样？”
S. L. 拜拉帕（S. L. Bhyrappa）在班加罗尔逝世。S. L. 拜拉帕是印度、也是卡纳达语重要的作家之一。他也是所有印度独立后的作家们中最走向大众读者、大众观众的之一。2015年，S. L. 拜拉帕获授印度文学院会士。2023年，S. L. 拜拉帕获授莲花荣耀勋章，为印度第三高平民荣誉。 S. L. 拜拉帕写作时，印度文学处在社会进步派（pragatisheela）结束、新潮派（navya）开始的阶段。然而，S. L. 拜拉帕并不完全等同于新潮派，他的主题主要是传统与现代的冲突，或者传统在当代的价值。直到退休，他一直在大学和教育机构任职。